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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唐
新年的古装剧，最为吸睛的无疑要属刚刚收官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简称《显微镜下的大明》）。写实复古的服化道、宛如电影的打光运镜以及一众实力派演员的演技，足以使其在《狂飙》浪潮余波未平的当下依旧迅速崛起成为话题性作品。究其原因，除了张若昀与王阳在《庆余年》里意难平的“前缘再续”，更重要的是剧作的原著底本本身的“出圈”。
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一本独特而成功的历史小说，作者在历史档案中爬罗剔抉，以工笔一般的细致笔触描摹明代中晚期基层社会发生的六个说大不大、说小又不小的案件，淋漓展现了当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官绅与农人、流官与胥吏、书生与黔首甚至朝廷与州县等各阶层的利益纠葛与反应互动。而这种聚焦于基层各方势力彼此颉颃角力的微观视角又折射出大明王朝整体政治秩序的种种乱象与危机，隐然却又坚定地敲奏出大明王朝倾颓的丧钟。这种巧妙的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微观历史写作，上一次如此轰动，笔者记忆中依稀还是上个世纪末的《王氏之死》或者《叫魂》。而作为一部正经堂皇的历史读物，《显微镜下的大明》却始终能以一种轻松的、时兴的、有趣的，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言，较为准确地演绎重现有征的史实，能与之相媲美的，恐怕还是17年前的《明朝那些事儿》。
因此，这样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大IP”的影视剧化当然是引人瞩目和期待的，然而《显微镜下的大明》的电视剧化却仍非易事。小说的剧本改编，往往人物、情节都是现成的，主要是体裁的转换。而《显微镜下的大明》不同，它终究是一部非虚构类型的历史学写作，而且是基于历史档案所呈现的片断的单面的史实的演绎。它给读者带来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以本剧的底本《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为例，历史档案甚至没有告诉我们案件第一男主帅嘉谟（剧中帅家默）其人最起码的基本信息，他做何生计？案发前他有怎样的人生经历？他又为何要发动这一场牵动东南官场的奇案？这样的信息不完整在历史研究领域是允许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嘛。但作为电视剧剧本，原著所反映的史实则是远远不够的。电视剧至少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因而从重现历史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到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中间需要改编填补的空间和难度都是巨大的。
在我看来，《显微镜下的大明》的剧本化创作是可圈可点的，电视剧让整个案件更加清楚明晰，更让裹挟进案中的各方势力更加鲜活生动。那些只存在于公府文书上庄严正大的落款变成了皱着眉头、摇着扇子，或于庭前逡巡，或于暗室相商，为了自己的官声与利益，合纵连横、狡计迭出的各级官员；那些档案里隐隐绰绰、似有却无的乡绅豪族则具象出来，眯着眼儿抿着嘴儿，处江湖之远却操控着青萍之末，牵动着庙堂之高；历代士人普遍价值观所不齿的兴讼之“棍徒”，终于也能够借影视形象宣泄自己的能力、野心、委屈与不甘；而史料几乎不及片语的胥吏们，终于也能够在屏幕上活泼泼地出镜了，或低眉谄笑逢迎上官，或金刚怒目欺凌百姓，或捋着髭须拨弄心中的小算盘，昭示着他们才是封建帝国基层统治最关键的环节：《显微镜下的大明》至少给我们展现了非虚构写作，甚至是学术作品影视剧化的一种路径可能，这种以启山林的精神与尝试，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若单就电视剧而论，《显微镜下的大明》的问题却是突出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剧本的改编并不算成熟。这或许是底本性质在剧本创作层面天然的缺陷，主要角色始终呈现出扁平化特征，无论空降的知府、在地的县官、刁钻的状师、猥琐的胥吏、阴狠的乡绅还是憨愚的百姓，全剧除了帅家默几乎没有其他个体的人物，有的只是一方势力群像的代表，角色缺乏“这一个”的特色，观剧时我总在恍惚，仿佛看一众角色在行礼如仪地玩一场剧本杀。这或许实在是非战之罪，基于史实写作的改编总归会有一些确定性和局限性的桎梏，历史结局不容篡改，史料记录又并不完整。剧中很多重要人物在原著中可能也只是一个名字、一篇文书而已，通过极其有限的史料，把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变得十分立体、饱满，确实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编剧的二次创作予以填充。因而，严肃的历史研究在影视剧改编过程中着实考验编剧敢不敢动的勇气与动哪里、怎么动的智慧。
事实上，《显微镜下的大明》对于原著的改动不可谓不大，但遗憾的是，如果说剧本没有动的部分造成了剧作的瑕疵的话，那么剧本擅动的部分则造成了本剧最大的硬伤与败笔：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电视剧中引发一州官场不小震动的丝绢案的始作俑者帅家默被设定成为一个只对数字特别敏感，在其他方面智力表现有明显缺陷的“算呆子”。尽管历史上的帅嘉谟确是有些偏执、认死理在身上的，不然也不可能耗费数年之心力，盯住一个不是仅仅影响自身利益的、收了两百余年的税目大兴辞讼，引来身家之祸。但缘情度理，一个只会算账，其他事务一窍不通，甚至连话都说不明白的真傻子，即便算出人丁丝绢税的问题，又如何能够搅皱从县、府直至南京户部大明官场这一池春水呢？事实上，历史上的帅嘉谟非但不呆，甚至可以称得上人情练达。他之所以能够推动丝绢案引发各级官府的重视，算学天赋不过是一个前提而已，其对于明代典籍、法律的熟稔程度，对于各级官员不同心态的准确拿捏，对于整个大明王朝权力机器运行的逻辑与规则的了然于胸，甚至对于本乡耆老与高官的有效互动都是缺一不可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帅嘉谟不知道如何呈文，如果他不知道《大明会典》各地贡赋的记录体例，如果他不能取得当地乡绅富户和朝中高官的资金和资源挹注，如果他没想到把自己的主张与当时“均平”“一条鞭法”的国策勾连起来，如果当时的应天巡抚不是刚直的海瑞，甚至如果帅嘉谟不知道及时出逃避祸，这个案子早就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无声地湮灭了。
为了剧情能够顺利地驶向预定的终点，编剧开始给“算呆子”配助攻：好兄弟生员丰宝玉负责应付官面上的事务，肉案女掌柜丰碧玉负责出钱，历史上从未碰面的邻县程仁清（史料作程仁卿）不仅分担了帅嘉谟本来的讼师身份，还要亦正亦邪地在关键时刻负责救呆子的命。不客气地讲，这些角色几乎都是废笔，不过是用来圆“算呆子”这一个错漏百出的奇怪设定的拙劣工具人罢了。要问的是，明明“算呆子”的人设既不符合原著与史实，更逸出情理之外，为什么剧版还要做出这样的改编呢？在我看来，剧本有意无意地落入好莱坞经典的商业片编剧惯性的窠臼，呈现了一个大明版的《阿甘正传》：过往不幸、身有缺陷的凡人英雄，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而剧版的结局也改得过于光明了：所有的“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错缴的税负得到纠正，帅家默成了造福桑梓的大人物。尽管这种明亮化调整似乎更符合电视剧作品“大团圆”的常规，但原著最为人称道的对于明代统治危机的深刻揭示，最终在程仁清的嬉笑怒骂和丰宝玉的慷慨陈词中消散了，实在让人遗憾。
诚然，《显微镜下的大明》的电视剧改编，就我目力所及，恐怕只能说是通俗的历史研究作品走向电视剧市场的发轫之作，一味的挑刺或许显得过于苛刻了，但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与大众接受信息习惯的改变，带有学术意味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似乎隐然将形成一种潮流与风气。那么这一过程中什么能动什么不能动，又怎样进行改编？能否闯出一条超越一般意义上历史演义或者“戏说”的新路？如何平衡好电视剧剧情完整生动与历史写作的真实？如何避免仅有基于史实的皮相而摆脱不了实质上情节设置的路径依赖？这些恐怕是影视剧从业者当下不得不思考的一系列重要命题。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副研究员）